✔️帝國中期綜合徵現象，在古代中國各個朝代都循環往復地出現，其原因自是帝國體制使然。
當代著名思想家金觀濤、劉青峰伉儷曾在他們1984年出版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中提出中國古代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及其周期性震盪回歸穩態假說，解釋自秦以來中國兩千年的皇朝歷史。此後，雖然歷史學界主流迄今並未完全接受這一假說，但也並沒有出現更讓人信服的宏觀假說體系。
金劉命題無疑給人們思考歷史與現實增加了新的思想養分，從這一歷史哲學中可以引申出大量新的命題。在長達2100多年的歷史中，國祚超過百年以上的幾乎每個朝代，都可以見到相似的皇朝軌跡，例如皇朝初期的休養生息，皇朝中期的瞎折騰、抑兼併、自我改革，皇朝晚期的經濟虛假繁榮、皇朝末期的橫徵暴斂……皇朝軌跡中不同皇朝每個階段的具體做法雖然有諸多差異，但大體上依然是相似的。
兩漢418年（西漢210年、新莽15年、東漢195年）、唐朝289年、宋代319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因其不同於被中斷的兩漢，應當合計319年）、明代276年、清代268年，國祚超過200年以上的這五大朝代，他們的興衰軌跡最能代表皇權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結構。這些朝代經歷了類似的興衰軌跡，從建政初期的休養生息到帝國中期的內外折騰，再到內外折騰之後的衰落，迴光返照式的晚期虛假繁榮，及至最後的內外交困與崩潰，都有著極大的歷史鏡像性。
五大皇朝的帝國中期綜合徵
在這一常見的連續劇式帝國興衰圖景中，人們很容易注意到其中一個環節，就是帝國中期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景象，它們一般始於帝國前期的最後階段，一直延續到帝國後期的早期階段，逐漸過渡到帝國晚期和末期。這個階段的皇朝，很容易讓人感受到某種帝國榮光，它們往往在經濟上比較富裕，軍事上強盛，文化上強勢，統治者充滿自信，朝野上下一派舍我其誰的昏然顧盼自雄。此外，由於皇權缺乏有效的製度性約束，遇到昏庸的皇帝，朝政往往落入各類權臣之手，從而引發政爭以及由此而來的腐敗型亂政；遇到好大喜功的皇帝，則伴隨著帝國虛榮的還將是帝國前期各種相對自由、包容、穩定時代的結束，前期帝國因相對休養生息積累的朝野財富因帝國虛榮或腐敗亂政所加強的徵殮與顢頇摧折而浪費虛耗，人民的生活日漸脫離舊有相對安寧的軌道，直到有一天，帝國發現人民已處於民不聊生的艱難境地，帝國財政吃緊，往昔的榮光已經難以為繼。
一．西漢：海內虛耗的帝國中年
西漢在文景治世之後，進入漢武帝劉徹時代。前141年，武帝即位，年僅16歲，漢文帝的皇后竇太皇太后（也就是武帝的祖母）臨朝，繼續文景時代無為之治的道家政治，六年後，即前135年，竇太皇太后去世，漢代正式進入漢武帝時代，這一年距劉邦稱帝建立漢朝的前202年是67年。 《史記·平準書》說：“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此時的西漢至少國家財政相當富庶。竇太皇太后在世時，約束漢武帝，不讓他實施虛榮擾民的儒家政策，現在漢武帝可以完全沒有顧忌了。 22歲就掌握了帝國最高權力的高智商年輕人會做什麼，有點生活常識的人都很容易想到：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地加強中央集權（以《推恩令》削弱地方諸侯、收地方鹽鐵歸中央專賣、打擊富戶、獨尊儒術）、發動漢匈戰爭、征服南方東甌國、南越國、閩越國、衛滿朝鮮等，並置郡縣，冊封夜郎國、滇國等……漢武帝在位53年345天，漢匈戰爭進行了44年——親自掌權之後兩年、去世前三年，前後只有不到四年的時間沒有戰爭。
這位窮兵黷武的所謂“漢武大帝”，親政48年，打仗打了44年，先後任用了十三位丞相，其中除了三位正常死亡外，四位被免職，三位被逼自殺，三位被直接處死；不但文景時代留下塞滿各種錢糧的巨大國庫已成空庫，就是劉徹自己的私房錢（少府）也都花光了，帝國人口減半，隴西200多萬流民不堪壓迫與困苦，遂起身造反…帝國似乎有風雨飄搖之相。於是西元前89年，聰明的漢武帝下了《輪台罪己詔》，對自己數十年來的胡作非為做了貌似誠懇的懺悔，並且從此一改窮兵黷武為安民勸農的國策。這是西漢不但沒有迅速滅亡甚至不久即迎來昭宣中興之治的重要原因。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二十二》對漢武帝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評價（原文為文言）：
“漢武帝窮奢極欲，嚴刑峻罰、橫徵暴斂，內興土木、外討四夷，惑於妄誕，巡遊無度，致使民命疲憊、民生凋敝，逼良為盜，與秦始皇不遠。那麼，為什麼會秦亡漢興呢？因為漢武帝能守先王之道，懂得治國，能夠守基納諫，不被蒙蔽，好賢才，明賞罰，到晚年還能悔過，臨終託孤知人善任，這正是漢武帝有秦亡之失而免於秦亡之禍的原因吧！”
二．東漢：皇權內亂的帝國中年
東漢的“帝國中期綜合徵”與西漢不同。東漢和帝劉肇時代（生於西元79年，88－106年在位）期間進入中期時代。東漢自和帝開始，之後所有皇帝都是幼衝即位，在他們或夭折或成長後親政的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頻繁發生外戚、宦官、朝臣之間的權力鬥爭。這是東漢自中期以後一直延續到滅亡的基本政治特徵。即使在如此特別的朝政特徵中，帝國中期綜合徵的症狀照樣發作。
相比較而言，漢和帝劉肇比他父親漢章帝劉炟（56年～88年）更有能力，章帝繼承了爺爺光武帝和父親明帝較為清明祥和的帝國，卻不知節制地引入外戚之禍，和帝劉肇雖然年幼，卻一舉蕩平跋扈干政的外戚（西元92年），帝國權力從亂相回歸穩定。和帝掌權的這十八年裡，親政十四年，期間親賢遠佞、輕徭薄賦、簡政寬刑，成就“永元之隆”，東漢國力臻於鼎盛，史書上對他也頗多讚詞，但這是195年東漢的最後榮光了。
因為和帝27歲就去世了，繼位的殤帝劉隆是三個月大的嬰兒，皇權落入新外戚鄧太后與其兄鄧騭集團之手，八個月後，殤帝夭折（西元106年），其堂兄12歲的劉怙在鄧氏擁立下繼位，是為漢安帝，皇權再度落入鄧氏之手，直到121年鄧太后死後，27歲的漢安帝（被奪權了15年）才親掌朝政，此時的帝國，邊患、災害、民變頻仍，安帝開啟了東漢下坡路的旅程。由於和帝慧眼識珠，他的第二位皇后鄧綏鄧太后雖過於攬權，總體上可算德才兼備的天才政治家，故其統治期間繼承了和帝的事業，但在重視名分的古代，女主臨朝統治得再好也難服眾，穩定中已是危機四伏。
安帝后再曆八帝，即前少帝劉懿（？－125年，繼位半年即夭折，外戚擁立）、漢順帝劉保（115年－144年，在位19年，宦官擁立）、衝帝、質帝、桓帝、靈帝、愍帝、獻帝，東漢遂亡。這期間，安帝之後，東漢江河日下，朝政不是歸於外戚就是落入宦官，直到桓靈時代兩次黨錮事件，士大夫階層遭重創，東漢再無起死回生的可能，即司馬光所謂“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
東漢自和帝駕崩後，政治權力即已日漸腐化，宦官、外戚輪流執政，互相殘殺，置民生於不顧，而上層統治者的貪婪和揮霍並不稍減，再加鎮壓羌族的戰爭靡費民力錢財，以至於國民經濟幾於崩潰，被人們譏為“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後漢書·卷66·陳蕃列傳》）。東漢的這一權力內亂型“帝國中期綜合徵”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歷代皇朝中帝國中期綜合徵的另一種常見類型。其基本特徵便是皇帝昏庸（包括衝幼等皇權繼承帶來的問題）導致大權旁落，以至於無論執掌者是否公忠體國，都會引發權力鬥爭，這是名分引發的權力鬥爭，對帝國的日常政治傷害很大。安帝時代，外戚鄧氏家族掌權還不錯，但鄧太后遲遲不肯歸政安帝導致她死後鄧家被滅族；順帝以來梁冀專權十多年，朝政不堪，直到159年桓帝時將其剿滅，之後皇權落入宦官之手；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一度掌權的竇武等外戚派，公認是朝中君子，行事遵從法度，但宦官們並不買他們的賬，並且仗勢胡作非為，這必然導致雙方正邪交戰，此時，愚蠢的皇帝通常就會站在亂政者的一邊，桓帝也沒有例外。一個皇朝的清流就這樣被逐漸摧殘殆盡，朝政昏亂，民瘼無依，最後，滅亡就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三．唐朝：皇位繼承最不穩定的帝國
唐朝自618年建政後，經過太宗貞觀之治和高宗永徽之治後，朝代前期的輝煌結束，690年，武則天篡位稱帝昭示著皇權繼承正式進入動盪時代。武則天執政16年後的705年，宰相張柬之聯合禁軍發動神龍政變，中宗復辟；此後，皇權繼承繼續動盪，直到712年唐玄宗掃平了太平公主的勢力後，唐代皇權繼承才稍恢復平靜。然而，這種平靜只存在了短暫的43年，安史之亂再次將唐帝國拋入權暴泥淖；之後，除了唐憲宗（805-820年在位）十幾年的所謂元和中興之後，唐代迅速滑入宦官亂政和藩鎮割據的雙重權亂中，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907年朱溫廢哀帝稱帝建立後梁，唐朝滅亡，國祚289年，這其中還包括了將近十年的黃巢之亂（875-884年）。
簡要梳理唐朝歷史就可知，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唐帝國，近三百年的國祚中，中央權力穩定掌控全局、帝國內部和平，這樣的時間總和竟然不過百年而已，而持續和平穩定的時間則更短，而且一次比一次短。皇室權力更迭波詭雲譎甚至腥風血雨雖然未必都會直接影響全社會，但中央權力的不穩定，必然導致其施政與變政的草率，社會政策變得混亂。例如，武則天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大力發展酷吏，提倡告密，這種權力行為不可能不嚴重敗壞社會風氣。天寶兵變之前雖是一片繁榮景象，但唐玄宗個人的驕奢淫逸、不理政事，也不可能帶來清正的施政效果——宰相李林甫專任“寒族、蕃人”為邊將之策亦被視為安史之亂在政策上的源頭之一。不穩定的權力，以及在宦官、外戚、朋黨、節度使等所有權力亂源的共同摧殘下，社會經濟就像行使在洶湧大海上的一頁扁舟，隨時會傾覆，帝國財政也因此時荒時豐。唐中後期實行兩稅法雖是多方因素共同的結果，但與唐朝的這一權力內亂頻仍特性也是相關的。同時，權力不穩定的區域性以及唐朝特別突出的權力割據性質，也導致了經濟中心逐漸南移至江淮、兩浙、閩廣，從政治上說，這是中原地區長期權亂的自然後果。
四．宋朝：中年發福但虛胖的帝國
宋代的情況比較特別。這個朝代處於中國中央集權大大加強而皇權較為理性的時代，同時它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推崇並踐行了士大夫政治的朝代，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標杆性的意義。太祖太宗兩任開國皇帝，通過興科舉推文治、不殺大臣及言官、完善臺諫制度、重整軍制、隔絕外戚與宦官，使得宋代的士大夫政治與中央集權幾乎完美結合，終宋一代，沒有發生過武將、外戚、宦官專權的政治事故。即便如此，宋代依然有自己的帝國中期綜合徵，這與其特殊的國際關係相關。太祖太宗兄弟都是喜歡用賄買方式進行統治的皇帝，他們對武將如此，對文臣也一樣，對外夷如此，就是對難民也是如此（荒年募兵）。賄買作為一種國策，推行時間越久，其製度冗餘或者說制度垃圾就堆得越多，越需要清理，“冗官、冗費、冗兵、積貧、積弱”這三冗二積問題就是所有領域賄買政策產生的製度垃圾，到仁宗時代（1022年3月－1063年4月在位）的帝國中期，已是極其突出嚴重。到神宗繼位的1067年，宋代國祚已過百年，神宗上台伊始，心急如焚，稍事休整，即請名高數十年的王安石主持變法。從熙寧二年（1069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從參知政事（副宰相）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主持變法，對宋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整個制度進行了全面的變革，但由於舉措湍猛、政策難盡如人意，激起朝野抵觸與反對，王安石罷相去位後，神宗親自主持了元豐改制，既對官僚制進行了精簡，並以強化皇權為目的進一步強化了相權。歷史上將兩段時期的改革並稱“熙豐變法”。這一改革，雖然從國家財政上說斂財有功，但其後遺症也是明顯的，一是對原本發達的工商業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二是對較為富裕的帝國中產家庭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害；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從此走向黨爭內訌的沒落，神宗死後，來回碾壓式的黨爭就淹沒了此後的宋代朝廷；四是元豐改制導致了產生權相的概率大大提高，北宋後期開始直到南宋滅亡，宋代中後期盛產蔡京、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權相並非偶然。許多歷史學家都將熙豐變法視為宋代開始走向沒落的轉捩點，這不是沒有道理的，至於將靖康之禍歸罪於王安石變法則是沒有根據的，這場大宋帝國全方面製度變革以及自救行動的失敗是多方面因素導致的，靖康之禍與此相關，但並非王安石變法之責。若無外敵，宋代國祚可遠超319年。在這319年的帝國陽壽中，自中期開始的三冗二積問題，並沒有引發嚴重的帝國危機，故問題雖在，但發作緩慢，直到神宗朝的熙豐變法欲刮骨療毒。公允地說，宋代以變法自強來解決帝國中期危機的方式在各朝各代中可謂獨樹一幟，其努力可歌可泣，其功敗垂成也讓人唏噓扼腕。由於熙豐變法是宋代揪發自提的改革，宋代皇權、相權、監察權三權的關係又錯綜複雜，再加變法的政策存在諸多缺陷，改革成功的概率非常低。
五．明朝：皇集權與宦官亂政的帝國中年
明清兩代是中國歷史上皇權獨裁專制最嚴重的兩個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從加強皇權入手，將中央朝廷所集的權力幾乎全部轉為集中於皇權，甚至為此直接廢黜宰相制度（1381年），被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痛斥“有明一代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朱元璋、朱棣父子並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摧殘宋元殘留的士大夫政治，折辱大臣的廷杖遂為定制。廢黜宰相制度，另設內閣制度，此皇權獨裁對皇帝個人無論身體還是智力、品德都提出了極大挑戰，最終導致了權臣與宦官輪番弄權的雙軌制。史學界主流通常認為明英宗正統年間是明帝國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正統六年，即1441年，第六代皇帝13歲的明英宗朱祁鎮在登基六年後終於開始親政，仁宣之治結束，帝國開始切換為小朋友的好大喜功折騰模式。英宗“不孚眾望”，不到一年，實際皇權即落入宦官之手（對於一個14歲的少年來說確實難免，除非他是秦始皇、漢武帝或清聖祖這樣的權術天才），明代開始了第一次宦官專權。 1449年，在宦官王振慫恿之下，英宗親征瓦剌，遭土木堡之變，被生擒擄去，但得禮遇。新都不久的北京也遭瓦剌攻打，在于謙等大臣領導下抗擊侵略得以保全。景泰八年（1457年）奪門之變英宗重登帝位後，除了對當年擁戴景泰帝的大臣們進行殘酷清洗，其他施政還算理性清明，但好景不長，七年後的天順八年（1464年），明英宗即駕崩。此時離大明立國96年，憲宗朱見深、孝宗朱佑樘兩朝的成化、弘治這41年期間，在明史中往往被忽視，而實際上多有可圈可點之處。以明憲宗統治的二十三年論，一方面，成化年間的朝政因明憲宗寵幸萬貴妃而衍生出包括宦官專權的諸多昏亂之象（比如西廠、皇莊、傳奉官），另一方面，因前代的財富累積以及明憲宗本人的寬宏大量，民生未及受擾，這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講是十分重要的。明孝宗朱佑樘的十八年弘治政治，在歷史上則可謂有口皆碑，被視為明代276年國祚中朝政最好的十八年，所謂“弘治中興”，明孝宗朱佑樘本人也被歷史學家們稱道，甚至被視為與漢文帝、宋仁宗齊名的古代三大仁君之一。但弘治這十八年顯然也已是明朝最後的清明之治，明武宗開始，剩下的這140年，明朝都在走下坡路，歷經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朝政污濁，宦官專權、黨爭競起，經濟民生屢撲不振，直到被李自成農民軍和清朝滅亡。
六．清朝：中年依然健碩的帝國
清朝國祚268年，與歷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第一，這是個繼承了明代皇權獨裁專制的異族政權，專制皇權制度已相當成熟；第二，因為對於皇權獲得的合法性缺乏自信，清朝自動漢化，而且清朝皇帝總體上相當勤政（專制地勤政），不論能力；第三，清代入關後的前四代皇帝（清世祖、聖祖、世宗、高宗），歷時150年，其中康熙和乾隆兩朝即歷時121年，在穩定統治方面，可圈點之處多有。雖然從聖祖康熙後期開始，朝政有廢弛之象，所謂“唯至末葉，吏治稍偷，經濟變動頗劇，物價漸昂，人民資生，頓感不易”（鄺士元語），但並沒有嚴重問題；世宗雍正期間的十四年，雖然是高壓，但亦可算勵精圖治的時代；高宗乾隆並非庸碌之輩，故直到乾隆晚年，帝國才因其好大喜功而呈頹廢沒落之相。總體而言，清朝沒有像歷朝那樣進入中期即開始問題重重，而是大大地推遲了危機的來臨時間，仁宗嘉慶元年（1796年）爆發的白蓮教起義可視為帝國由盛入衰的轉折點，此時離大清入關已有152年。自鴉片戰爭開始的晚清最後70年裡，烽煙四起，包括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四夷入侵、革命黨反清，其間有47年是在慈禧的實際控制之下，她去世後三年，大清就滅亡了。
終大清一朝，有康熙這樣可算既雄才大略又勤政愛民、仁心不移的千古一帝，而且在位時間長達61年，為歷朝帝王之最；高宗乾隆雖然遠沒有達到康熙這樣的成就，且有好大喜功、濫興文字獄的大過，但在一般治理上也做得不差，寬猛相濟、不競不絿，且同樣統治時間長達60年（名義上退位後又繼續統治了四年，其實是64年），在他統治期間，清朝國力臻至巔峰。所謂“康乾盛世”，若以《康雍乾盛世歷史報告》郭成康教授的時間起訖法，則是指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嘉慶四年（1799年）的這段時間，時間竟長達115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長空前的盛世。成就這一皇權專制時代盛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上穩定之功，這包括康熙年間在政治文化上的高度漢化帶來的民間順服，皇位繼承製度上清世宗雍正確立密儲制度，官僚政治上清世宗實施密摺制度，這都給皇權中央集權的政治穩定增加了有效的新制度；此外，又有馬鈴薯、番薯、玉米等農作物在晚明傳入中國帶來的人口易養之經濟原因；還有到康熙二十三年為止平定西部和北部“四夷”後國際地位上空前強大的因素。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跨越百年的所謂“盛世”——即使對漢人一直奉行高壓的專制政策。雖然，即便是大清也沒有能夠成為千年帝國，盛世餘暉落盡之後僅用了一百餘年便轟然倒斃，但這一跨越百年的盛世時代依然是皇朝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清朝之前歷朝的帝國中期綜合徵，在清朝不但只是有限發作，且症狀相對較輕，發作的時間也大大延後。
帝國中期綜合徵的成因
從上述簡要臚列皇朝中國各個大朝代的帝國中期由盛轉衰狀況，可以較為清晰地發現一些普遍現象，即承平日久的帝國，其實病灶多多。各朝開國初期，權力的行使方式通常比較溫和親民，只要政策稍有延續性，就能夠在短短的五六十年來至少造就一個經濟繁榮的帝國。隨著經濟的崛起，帝國病從皇朝中期就會開始顯現，或是皇位繼承無序引發動亂，甚至是長期的動亂，比如唐朝、東漢、明代；或是帝王個人熱衷於開疆拓邊，日常權力顢頇無忌，造成連年征戰、國庫空虛、民生艱困，比如西漢；或者是受制於自上而下的朝廷自我革弊無力，不但自救無能，甚至會將帝國往泥坑里再推一把，這幾乎是所有朝代的問題；每個朝代都有帝國承平帶來的官僚機構膨脹問題，以及相應的權力行使方式的混亂和財政適應能力的減弱；這所有問題都會帶來政治經濟民生文化外交等一系列危機。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發生帝國自救的行動，尤其到中晚期問題非常嚴重的時候，但這種揪發自提的自救，通常難以在根本上解決問題，西漢昭宣時代、唐玄宗前期及德宗改革、宋熙豐變法、明萬曆初年、清同治中興，都曾有過歷史上的高光閃耀之時，但也都未能召回帝國的落日餘暉，短暫地輝煌之後，就繼續迅速地滑向深淵。像清代康雍乾三朝即達近135年之久，而且三位帝王均未出現嚴重昏聵亂亡朝政的，2000年的帝制中國僅有清代一例——絕大部分朝代到這個時候已經積弊深重、左支右絀，即便是在帝國中期能夠遇到像東漢和帝、明孝宗弘治帝那樣好皇帝的機率都極低，2000年裡屈指可數。
從各朝歷史具像中看到的帝國中期病象雖各有不同，但其發病階段上的相似性卻反映了皇朝時代相似的病理，概括起來不外乎下述幾項：權力約束問題、中央與地方權力行使的有效性問題（尤其是行政和司法）、皇權繼承引發的政局穩定問題、財政汲取能力與社會經濟的難以協調、官僚胥吏集團腐敗問題等。
一．集權與極權：缺乏約束的權力
中國歷代的權力都缺乏約束，這成為中國古代治亂循環的起點。權力的性質決定了，無論是皇帝，還是太后，抑或外戚、宦官、權臣，任何人，只要沒有外在的硬性約束，掌權者鮮有謹慎節制善用權力的能力，即使如唐太宗這樣的賢明皇帝，晚年也是一昏再昏地亂來，康熙這樣的千古一帝晚年也被立儲問題搞得焦頭爛額。然而，秦以來中國古代的皇朝，恰恰沒有確立嚴格限制皇權的製度，歷朝皇帝們偶爾有個人厲行的節制性運用權力或朝政運行中約定俗成的製約皇權慣例，都沒有能夠成為剛性的皇權約束制度，隨時會被打破。
因皇權缺乏長效、制度性的健康制衡，皇權濫用不節制、恣意行使權力的現象，是各個朝代從立政到滅亡時刻存在的普遍現象，而在皇朝中期時，隨著朝廷國庫日漸充盈，皇權濫用現象更是密集、頻繁以及程度加深，其最嚴重恐怖的典範就是漢武帝暴君型好大喜功為開疆拓土耗竭民力至盡——這當然也與漢代的皇權更缺乏約束相關。
中國在宋代之前，名義上至高無上的皇權尚處於相當不穩定的製度狀態，換句話說，皇權的製度化程度還相對粗糙，在具體行使過程中，不確定性問題尤其嚴重。無論在中央朝廷橫向的權力關係上，還是在垂直的央地權力關係上，皇權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都尚未具備全面的集權能力，雖然它在秦始皇、漢武帝等少數暴君手裡對社會具有極大的集權傷害性，但總體而言，漢唐時代無論地方權力，還是朝廷上大臣們的權力，都具有一定的自主和獨立能力。這種未被集權的外洩權力，同樣具有在其自主和獨立範圍內的缺乏制約問題，落實到日常社會生活中時，它就呈現出更繁複也更難以捉摸的特徵，這是漢唐時代，外戚、宦官、藩鎮、黨爭輪番傷害帝國權力統一行使也傷害人民日常經濟民生的原因。
宋代吸取前代教訓，通過重文輕武、分散事權、科舉制等手段，建立了高度集權的中央集權制度，除了沒能消除黨爭，歷代屢發的外戚、宦官、藩鎮專權問題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明代繼承宋代中央集權制的同時，拒絕了先進的士大夫政治，將其改造為皇權集權制，並且留下了程度比前代弱的宦官專權；而清代在明代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皇權集權制，尤其是清世宗通過密儲制和密摺制以及若干財政政策的製度化努力，使得皇權集權制臻於基本完備。
至此，除了皇權可以為所欲為，其他權力至少在理論上都喪失了獨立自主肆意妄為的能力。在這一皇權的集權過程中，依然永遠沒有權利的是人民，自上而下的權力內部約束，並不能解決權力濫用、殘民以逞問題。因此，皇權集權無法根本上解決漢唐宋明清五大朝代的帝國中期問題，清代帝國中期綜合徵爆發時間延後有著極大的偶然性（康雍乾三朝皇帝才能傑出、執政時間超長），不足為恃。晚清慈禧專權這個案例，或許可以說明明朝那樣才是更普遍的皇權集權制下的帝國規律。
二．難以完善的皇位繼承製度
暴君秦始皇上睥三皇五帝，下藐黎民眾生，結果現世報在帝國繼承人問題上，二世而秦亡；千古一帝康熙晚年為立儲問題心力交瘁，到死都沒有完全安排好皇位繼承問題；即使以朝政穩定著稱的宋代，也曾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出現過數個驚悚時刻；皇位繼承一直是歷代皇朝中國最凶險的政治死穴。
西漢高祖一死就被呂后和外戚僭權；東漢從和帝開始皇位繼承一直陷入幼帝魔咒；而唐代為皇位繼承問題經歷的腥風血雨當是歷朝之最；宋代雖相對平穩得多，但依然有驚悚時刻；明代則因爭奪皇位而爆發內戰、幼帝昏溺於宦官；清世宗建立密儲制以為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皇位繼承問題，結果實行了150年即遭慈禧1861年的辛酉政變而終結。 2000年的皇朝史證明了，帝制時代不可能存在完備的皇位繼承製度，密儲制能夠對付大部分的不確定因素，但依然無法解決繼承人衝幼問題。
由此，皇位繼承危機成為帝國時代最嚴重的政治死穴，無論朝廷還是人民，歷朝歷代都為此付出無量的血代價。皇朝中期的各種危機中，由皇位繼承危機引發的全局性危機，可謂比比皆是。漢武帝號稱雄才大略，可是他親手逼死了賢明的太子；東漢和帝之後，衝幼之帝均遭宦官與權臣僭政；唐代則從太宗奪嫡之後，皇位繼承從未真正穩定過，其震盪一直持續到唐朝滅亡；宋代雖有驚無險地渡過了皇權繼承的所有驚悚時刻，但因繼承人衝幼引發的女主臨朝問題依然帶來皇權行使的正當性質疑；明初叔侄皇位之爭引發內戰、中期英宗與代宗景泰帝爭位引發的血案，也都無可避免地造成了政局與民生的動盪；清聖祖晚年的儲位之爭，朝廷為之動盪，餘波一直延續到雍正繼位之後多年，到乾隆年間才徹底平息。
皇位繼承危機引發的政治混亂對帝國的影響常常是全方位的，舉凡人事、財政、日常政策、民生，均在受影響之列。
三．敗多成少的財政中興
財政是任何政權存續的基礎命脈，它常常直接決定帝國的存亡。當代財政史學家劉守剛先生曾說過，皇朝時代的中國，“皇朝中期大多會進行財政制度改革。”又說“大體上，一個皇朝能否延續較長時間，取決於皇朝中期能否‘中興’，而皇朝能否中興又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中期財政改革是否成功，即實現‘財政中興’。”由於對地方各種勢力缺乏合理和有效的約束，各個皇朝初期時通過授田形成的一家一戶式小農經濟，到中期時一般都已遭到強取豪奪土地者的破壞，同時，皇室靡費、宗室膨脹、官場腐敗、吏治污濁，也都成為國庫的蛀蝕者，因此，為了確保朝廷財力，皇朝中期朝廷常常會迫不得已進行財政制度改革。改革的常規思路不外兩種：抑兼併，以恢復土地的分散佔有，使得人民能夠正常承擔賦稅；或者重新清丈土地、統計人口，將無田戶的負擔轉移到有田戶，落實“履畝而稅”。前一種方法很難實現，如果要強行實施，朝廷與民間豪強常常兩敗俱傷（比如西漢、宋代），東漢則是朝廷幾乎完敗。此外，各個皇朝試圖通過一般性的開源（比如賣官鬻爵、開礦、鹽鐵茶酒專賣）和節流（比如壓縮皇室開支）來爭取收支平衡，但往往杯水車薪，因為中期的官僚機構膨脹、吏治腐敗、開支靡費，尤其遭遇對外戰爭等，所有這一切都很難通過一般性的開支調整和常規賦稅收入解決問題，由此，宋代和清代，皇朝中期的財政制度改革將目光投向工商業稅收。
漢武帝通過利弊並存的幣制改革（統一幣制以及中央壟斷鑄幣權固然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面，但藉機隨意通貨膨脹則是搶劫）、鹽鐵官營、控制財貨流通渠道、徵收財產稅等一系列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加強帝國的財政汲取能力，搶劫性的財政政策固然短期內迅速充盈國庫，但也因此後繼乏力，到漢武帝執政晚期，經過了44年的戰爭，不但國庫大司農耗盡，就連漢武帝自己的皇家財庫少府也耗完，民間則更是財盡民窮，甚至整個帝國人口減半、民變四起，帝國危如累卵；若非漢武帝及時改弦更張，與民休息，帝國可能就此壽終正寢。西漢社會經濟真正的大致恢復，則要到昭宣時代，元成時代則重新走向衰落。東漢光武帝崛起於豪強之間，建政於豪強平衡之間，故中央政府的國家能力一直是相對較弱的，其財政汲取能力由此先天不足，明章之際朝廷財力即已捉襟見肘；尤其是中期肇始於安帝永初年間集政經與地主武裝一體的塢堡經濟日漸擴張，貧民入莊園、租稅進私門，中央政府不但大權日漸落於地方豪佑，而且財政因此乾涸，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東漢滅亡。唐代因長期政權動盪，中後期德宗時的財政改革，致力於落實“履畝而稅”，其實行的兩稅法，成為後代長期奉行的財政政策。宋代中期的宋神宗-王安石熙寧變法，奉行的是國家主義徵斂之法，社會各界利益都受到損害，國庫迅速充盈的同時，社會因變法而動盪，新舊黨爭幾經跌宕，到蔡京所謂再造新法時，更是徵斂無度，北宋滅亡與蔡京新法有著緊密的關聯。明代實行洪武年間朱元璋制定的稅收、勞役、物品徵派的額定制度，且長期僵硬執行，這帶來包括官俸極度低下等公共開支嚴重不足問題，同時這也成為官僚集團與胥吏階層極度腐敗的重要原因，明中後期張居正理財，也無法在根本上改革這一糟糕的財政制度，只能主要在財政管理制度上下功夫，縮減開支、清丈田畝、理順行政秩序，是其主要特點；但無限的權力造成財政制度上出現了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描述的歷朝在前代歷次合併稅制基礎上不斷重複徵稅以至稅收越加越重的現象，即秦暉先生概括的所謂“黃宗羲定律”，重複徵稅無休止的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就被黃宗羲視為明亡的原因。清代康熙晚年，國家財政已出現國庫空虛、地方財政不足、規禮（或稱陋規，下級政府以送禮為名向上級官員行賄的一種非正式財政制度）破壞正常財政等嚴重問題，清世宗雍正帝上台後，整肅財政紀律，除了肅貪和重新規範財政秩序外（比如增設養廉銀、火耗歸公），在全國推行康熙晚年即已在少量地區實行的“攤丁入畝”制，將丁銀均攤到地糧之內並造冊徵收，也是致力於落實長期無法實現的履畝而稅痼疾，這一制度對於抑兼併以均貧富、消除長期以來失地逃亡轉賠現象、抵禦胥吏賄賕起到了不錯的效果，取消人口稅也刺激了人口的增長。清世宗的整頓，為持續百年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這一健康的財政狀況經不起乾隆中後期開始的再次崩壞，到晚清時因內憂外患而使得財政狀況步步坎陷，再次陷入巨大危機。
從這些歷代的重大財政改革史裡，可以清晰看到，由於多重複雜因素的綜合作用，歷代皇朝中期的財政改革，大多並不能完成其長遠目標，即使短期內成就斐然，往往也落下長期財政乏力甚至枯竭的惡果，這往往就預示著皇朝無可避免地將會走向衰落。
四．膨脹與腐敗的官與吏
皇朝時代的中國，素以官僚制發達著稱，皇朝中國2000年的官僚制，也是經歷了從粗陋到精細、從簡易到繁複的發展過程。不管粗陋簡易還是精細繁複，皇朝中國從其秦制草創時，即已產生中國特色的強大官僚政治，此後2000年，歷朝歷代不斷添磚加瓦，日臻“完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普通百姓，2000多年來都是生活在地方官僚與胥吏集團統治之下的。
歷史學家王亞南概括過皇朝中國官僚政治的三大特點，即延續性（2000年）、包容性（政治、經濟、文化無所不包） 、貫徹性（瀰漫並且深透進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所有領域）是極有道理的。中國古代的官僚政治顯然是從皇權衍生出來的，是各級地方官僚代表皇權統治普通民眾而發生髮展的。中國上古以來巫君合一的權力源頭，到皇權時代賦予了皇權以巫權性的合法性傳統——以二十六史為代表的官修史書，幾乎在所有朝代開國皇帝的本紀中都記載了諸多光怪陸離的神蹟，便是為了論證這種巫權性的權力合法性。巫權合法性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強調力，其最重要的功能其實是強調不可戰勝的暴力能力，以及隱含的對人民的恐嚇效應，現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古代皇權合法性的兩個維度力與德，顯然力在德前，力主德輔。這種巫權合法性順理成章地延伸到各級官僚在地方的治理合法性，通常歷代地方官除了來自上級官僚直到皇帝為止名義上的縱向約束之外，在地方上並不存在橫向的同級約束，宋代是唯一罕見的例外，設置了與知州品秩相同並且分權牽制、監督知州的通判，宋以後各朝雖依然設置通判一職，但已與宋代通判的功能大相庭徑，早已喪失分權制衡之功。
歷代各朝，在其立朝之初，無論建政的皇帝，還是朝廷百官，都對前朝崩潰的慘烈記憶猶新，再加劇變剛過，百廢待興，財力貧弱，皇帝和官僚們都會意識到節儉和清廉的必要性，整個朝廷的人財物耗費上相對較少，因此不至於過於糜爛墮落。經過早期的數十年經濟發展，到皇朝中期時，隨著朝廷日漸富裕，民間社會經濟日漸正常，上層人士對皇朝崩潰的警惕性逐漸喪失，多代之後的皇權繼承者也難有居安思危的意識，包括胥吏體制在內的官僚體制不但日漸膨脹，而且各級地方官在本轄區獨掌大權，這些都促成了腐敗的滋長。這種腐敗不僅僅是物質性的生活方式的腐敗，也是權力本身肆意妄為性質的權力腐敗，而所有這一切，都瀰漫在整個朝廷與整個帝國中，除了宋代因其士大夫政治給官員們帶來榮譽感而別有表現之外，其他各朝甚至官僚腐敗形式的差異都很小：胥吏架空政府官員殘賊百姓（王安石試圖通過“吏士合一”制給胥吏提供更好的待遇解決這一問題，也未能成功）、官員胥吏勾結魚肉鄉民（從未解決這個問題）、上下級官員形成腐敗網絡規避監察制度（到清世宗的密摺制之後有所減弱）、中央政府對地方腐敗既缺乏長效監督能力也缺乏意願（清世宗這樣基本成功的徹底改革是個例外）。腐敗的官僚胥吏集團必然造成地方政治腐敗、經濟扭曲，不但提升民生乏力，遇到凶年時更會民不聊生。
總之，觀歷朝歷代之興衰，官僚與胥吏的腐敗問題，在皇朝中國從未得到長期有效的解決，是個基本事實。
結語：泥足巨人的改革
綜上，2000年的中國皇朝時代，歷朝歷代的皇權大致經歷了從一般的中央朝廷集權到皇權集權的強化發展，直到帝制時代結束。每一個朝代，尤其是國祚超過200年的五大朝代漢唐宋明清，也都經歷了相似的立興衰亡過程，並且在此基礎上經歷了皇朝內相似時段的中期危機現象（清朝的中期危機大幅度延後是個例外，但仍未脫離之前朝代的一般性興亡律）。這一現像源於皇朝中國的一般性帝國結構。
2000年的皇朝中國，其根本性的帝國結構，在整個2000年中沒有實質性改變，這是中國皇朝興亡律及其附帶之帝國中期綜合徵的基本原因。缺乏制度性約束的皇權從中央集權到皇權集權，從這一權力源頭衍生出來的各種弊端，成為既有的長期痼疾，難以更革，即使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也只服務於皇權集權，比如清世宗的密儲制和密摺制都只是服務於皇集權。從這一根本性問題上衍生的，包括但不限於：大小權力缺乏有效的橫向約束、縱向約束乏力甚至失靈、皇位繼承製度不穩定、財政制度缺乏理性化能力、官僚體制和胥吏制度不斷膨脹且腐敗……這所有的問題都帶來了惡果，比如政局不穩、社會經濟不穩定、土地兼併嚴重、稅源枯竭帝國財政開始下坡、民生沉浮動盪、社會風氣變得腐朽墮落等，這些惡果通常在帝國中期時即已明顯顯現。
帝國中期呈現的這些衰敗之相，常常促成有責任心的皇帝和大臣們改革朝政，但這種非根本性的內部有限改革常因觸犯整個官僚胥吏集團早已固化板結的利益共同體而遭抵制，以至於在絕大部分情形下，都難以取得如清世宗那樣的改革成就——雖然他的改革目的和成就也只是進一步鞏固了皇權，但於整個帝國包括對人民依然是有利的。帝國中期的改革，長遠看，通常是敗多成少，但於其當時，至少在徵斂上是有奇效的，如此一來，這些改革對於帝國的長遠目標而言，也常常變成飲鴆止渴。無論是漢武帝包括幣制改革在內的一系列財政政策調整，還是唐德宗的兩稅法，抑或明代張居正的稅制合併改革，都在其當時的成功表像下掩蓋著長遠的弊端：它們都導致了賦稅越徵越重的黃宗羲定律；即使像宋神宗-王安石這樣大規模全方位的熙豐變法（尤其是王安石在位期間的熙寧變法），也因其過於超前和理想化的經濟財政政策和身陷其中難以拔足的帝國官吏體係而失敗，然而，改革失敗的同時卻徵斂有方，這就為後來者留下了極壞的榜樣。果然，經過宋神宗親自主持的元豐改制後，皇權集權制進一步加強，卻在中央集權的掩護之下，順理成章地，宋代出現了第一個權相：蔡京，這位舉著王安石新法旗幟，卻在昏君宋徽宗支持下只會大肆徵斂的權臣，最終搞垮了北宋。
所有的自我改革總是會遭遇一個悖論，即改革需要權力，而權力應當受約束，不然會作惡，舊制權力如何通過適當的權力行動構築一個既能約束權力又充滿活力的健康制度，對於缺乏比較政治制度視野的古人來講，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古人甚至根本不可能會去思考這個問題。即使如宋代開國者趙匡胤等許多統治者都想到了要約束權力，但他們思考的終點是皇權，換句話說，一切權力都應當限制，但皇權除外，這就是他們制度設想的天花板。這樣的天花板下，能夠建成什麼樣的製度大廈，不必想也能知道結果。
皇朝中國各個朝代，除了晚清崩潰前最後一次改革，其他所有改革都是泥足巨人的邁步——既然他邁不過皇權集權，就不可能邁過不穩定的皇位繼承，也不可能邁過與皇集權相應的財政制度，更不可能邁過如蛛網般無處不在的帝國官吏網絡，這位泥足巨人走不出多遠就會倒下；做得好的朝代如清代可以延緩帝國中期綜合徵的爆發，最終無法跳出興亡週期律。
202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