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一定年齡，過生日或過年的時候，總會有些感慨；人經歷了一些事，尤其是倘若正在經歷某個不讓說話的時代，又會覺得那些感慨似乎也多餘。我現在就處於這種欲言又不知所云的尷尬狀態。
兩年前，疫情突如其來，全球巨變，包括我們。數字極權裹挾瘟疫的雷霆，把我們原先的生活衝擊得七零八落。原先幾乎暢通無阻的世界各國，現在變得齟齬不通。瘟疫給予了全球各地的權力以大小不等的加持，而我們生活的中國，數字加瘟疫甚至催生出一個巨無霸的數字瘟疫極權，它可以隨意地塑造我們的生活，幾乎生殺予奪。只要打著防疫的旗號，權力幾乎無所不能，除了瘟疫未必買權力的賬。比數字瘟疫極權更讓人沮喪的是，所有時代所有國家裡幾乎都代表著反權力的年輕人，卻在中國這片國土上呈現了聲勢浩大的自逆特徵：他們擁抱權力，和權力站在一起。數量驚人的年輕人——這其中雖然有不少是官府花錢買的五毛，嘲笑自由和民主，歡迎奴役和專制。他們聲稱自己愛國，因為權力代表國家，在恣意妄為的權力面前，他們將溫順、低眉善目當作了愛國，他們贊成為了防疫可以肆意剝奪人們的自由，誰有些微異議，就是破壞防疫大業、不顧全體國民安危；因為以愛國者自居，他們在異議者面前，在他們認為的“恨國黨”面前攻擊性凌厲，只要發現誰稍不順眼，便即刻訴之網絡挖墳、誹謗、咒罵，各種不堪入耳的惡毒謾罵蜂擁而至——哪怕像方方那樣十分正常的疫情日記，都被他們視為給敵國遞刀的賣國行為，彷彿一個作家居然還掌握軍國大權似的；不獨對待“恨國黨”如此，就是社會上稍稍出名的人物，尤其是影視明星們的私生活也逃不過他們的鷹隼之眼，一旦發現某個有點知名度的人感情生活出現情色爭議，網暴大軍就如獲至寶、發動網絡攻擊，表達自己崇高偉岸的道德感。甚至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出現裂縫，網暴軍們也會以蝗蟲吞噬農作物的速度消滅之，最近，因尋親後遭受網絡暴力而自殺的劉學州，也是這群懦夫們的傑作——埃利亞斯·卡內蒂很準確地指出過“攻擊性群眾迅速擴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做這件事時沒有危險”。
一言以蔽之，這群數量龐大的年輕人，在網絡上表現出欺軟怕硬的最大惡意，他們繼續摧毀社會，消滅原本就已日薄西山的言論自由，卻全身心地護衛著全身甲胄的權力。
王小波曾寫過一篇《知識分子的不幸》，他說，“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又說：“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如果王小波還活著，這篇文章是他現在寫的，也許這幾句話後面還可以再加上“是方方記錄疫情而被無數人網暴的年代；是梁艷萍因為支持方方就被舉報被湖北大學停職的年代；是宋庚一討論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問題即被網暴、李田田因支持宋庚一就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年代；是劉學州一個17歲的孩子被網暴到自殺的年代；是一群數量龐大的年輕人青春絢爛卻成天向權力拋媚眼打小報告舉報告密的年代。……”
如王小波所說，“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當公共知識分子即所謂“公知”們被持續不斷地污名化、被基本上逐出網絡之後，在當今中國這樣的語境下，除了權力下令網暴志願軍閉嘴，誰還能跟他們辯論？而權力怎麼會給自己的寵物下這種閉嘴令呢，除非掌權者擔心寵物們妨礙了自身的利益。
早在八年前的2014年，我的微博賬戶就已經轉世到了第344個，之後因為微博的種種限制，且不論內容審查已經到了荒誕不經的地步，就是連微博關注和被關注功能都變得極為詭異混亂，不是強行給你加一堆你不需要的微博號，就是強行取消你已經加上去的關注號，而公共輿論環境卻依然有條不紊地地持續加速惡化，既然發聲困難、發表後也難以正常討論，我最終放棄了繼續使用微博。從2009年秋天到2014年，大約五年的時間裡，我在新浪被刪除了343個微博賬戶：對於公共議論和言論自由，我自認為基本上盡力了——退出微博之際，我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時光匆忙得來不及回味，八年過去了，其中有兩年是瘟疫年。在這兩個瘟疫年裡，從公共領域裡已經退出很久了的我，雖然沒有發憤搞甲骨文——既沒有這天分，又怕自己掉進小學、古文字學這迷人之坑爬不出來，但這幾年基本上都是在讀史，不是讀世界史或全球史、瘟疫史，就是讀中國古代史——研究權力史一直是我最感興趣的本業，而2021年，一整年都在讀與王安石相關的宋史材料。對於我來說，讀中國古代史，只有讀宋，才會有點愉悅感。在這個延續了2000多年的中華法儒官僚帝國史上，只有宋代的政治大體可以被視為是基本正常和相對人道的，然而，這樣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實在太少，其他的時代，雖然並非就是一團漆黑，就像宋代的政治當然也不可能就從頭好到腳，但讀史情緒是我很看重的東西，它常常影響我日常生活的心情。中國歷史上最讓我氣悶的時代，不是黃巢造反兩次血洗長安或太平天國妖孽橫行十數年、或是1949之後的27年大躍退之類的時代。因為這種黑暗時代已經不需要我們對它表達什麼，最讓我氣悶的是康雍乾這種政治高壓穩定、文字獄頻仍卻經濟相對繁榮發達的所謂盛世，而且這種盛世一盛就瘆了一百多年。畢竟，嘴巴作為一種器官，除了吃飯和接吻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說話，而康雍乾盛世，就是讓你基本吃飽但不准說話的瘆世。遑論即便那樣的“盛世”，也有無數人吃不飽穿不暖，對於古代中國，有許多人無論生在哪個時代，都是永遠的瘆世。康雍乾那樣的“盛世”，顯然同樣是對人類生活的侮辱——所謂“傷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極強”是不是就是這種生活？人類的生活被權力巧妙地設成豬的模式，還被極力歌頌，這只能證明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時代，人們可能過得連豬都不如——如果“民以食為天”這句話居然也能夠成立的話。古人所謂“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誠不我欺也——試想古代人相食的饑饉與戰亂時代，人肉的價格還賣不過豬肉時，豈不是比食為天還遠不如了？
我時常在想，我們的餘生會不會哪怕有幸躲過戰亂，甚或運氣好到倖存於戰亂，也毫無可能過上可以正常說話的生活。對於中華法儒官僚帝國的臣民來說，一個揮之不去的傳統，是最好的時代最多只是生活在康雍乾這樣的“盛世”，最糟糕的時代則下不觸底，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黃巢、朱元璋、朱棣、李自成、洪秀全、毛澤東……，總有一款你能遇得到，因為除了宋清兩代之外，每個朝代裡的大部分皇帝都是不正常的，前面舉例的秦始皇們只是這些不正常皇帝里最不正常的。十年前，當我還能基本正常使用微博和博客的時候，時常遇到網友的疑問，他們說，怎麼會發生“文革”這麼怪誕的劫難，我回复他們說，這並不奇怪，讀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共黨史，這些疑問都能迎刃而解。我相信，那些網友們在旁觀甚至親身經歷這幾年無處不在的舉報告密迫害他人之後，應該會想通這個問題，他們甚至可能觸類旁通地理解，“文革”只是1949年開始的27年無休無止迫害與殺戮運動中水到渠成的一個黑暗高潮罷了。
2000多年的中華法儒官僚帝國史，盛產六暴——暴政暴君暴官暴吏暴匪暴民，六暴俱全的時代固然是最黑暗的地獄時代，然而，20世紀是個群眾的世紀，或者說，是無數個阿西比亞德操縱千倍萬倍雅典群氓發動西西里遠征的時代，21世紀則更進一步，虛擬的網絡社區同樣具備抓魂奪魄之能，權力或利用或放任網暴軍扭曲、掌控、製造輿論、剝奪言論自由、敗壞人名譽、摧毀人生望，甚至比之前更高效更徹底還更不著痕跡。六暴中隨意一兩個暴力群體的結合，就能所向披靡，被權力定向引流或放任導流的群氓在網絡間可以迅速變身為暴民，無論是對付方方還是對付劉學州，讓他們承受令人震驚的網暴。此外，公共平台上能夠給我們的其他信息，無非前週滴滴美國上市被幹掉了，上週螞蟻金服上市被幹掉了，這週教培行業被幹掉了，下週直播帶貨行業被幹掉了，反正行業很多，一周幹掉一個，保證十年不重樣，不然怎麼對得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光榮稱號。
對於這樣的時代，除了直接體驗失業或隔離，我們能有什麼深刻的洞察呢？坐在俄羅斯輪盤賭盤上，目瞪口呆地承接權力之鎚從空中雨點般落下，這恐怕就是普通中國人的一生。如果你很幸運地前半生順風順水，那後半生保准來點什麼，除非你是天潢貴冑，而且居然還躲開了宮廷權擊賽，沒被錘死。當然如果前半生命運多舛，比如嚴打坐牢（如果不幸被屠殺，那就不存在後半生問題了）、計生罰款、強拆判刑、甚至像高智晟那樣被嚴刑拷打秘密關押失踪經年……並不保證後半生就沒有別的事找你。鴉片戰爭以來的這182年，試問，有哪一代中國人平平順順地度過了自己這一生？千百年來，中國人都在過難民的生活，當代人依然是難民，既然以權力和暴力為中心是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難民和難民理性就當然也是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
記得以前中小學教科書上有許多種族自吹的宣傳，估計現在也差不多，動不動就什麼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勤勞勇敢云云。雖然勇敢是不可能的——不然這2000多年怎麼混成這樣，但勤勞還真是當仁不讓，因為勤勞是中國人必須和必需的難民理性。經濟學家陳志武先生有本書書名叫《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裕？ 》，勤勞都難以活好，不勤勞還怎麼過，所以普通中國人必須勤勞。中國這片廣袤肥沃多產的土地，千百年來長期處於GDP全球領先地位，就是拜人民的勤勞所賜，到19世紀上半葉才因為西方的科技領先而致東亞落後。 20世紀80年代，中國幾經政劫，劫後重開國門，並迅速搭乘全球化高速列車，中國人的勤勞終於獲得了不限於部分抵禦暴權荼毒的功能，同時也獲得了部分的生存外回報。
然而，中華法儒官僚帝國史上從來就沒有哪個皇朝會允許人民一直通過勤勞致富，人民普遍的富裕並非統治者所喜，富裕的人民會伴生出更多精神自由的渴望，以至於不好駕馭，人民富裕讓他們憂心忡忡。對於統治者來講，赤貧固然威脅統治，而富裕同樣不利統治。人們熟知《管子》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卻未必知道同一本書裡還說過：“太富的人沒法以利驅使，太窮的人沒法以刑威懾。法令無法貫徹，萬民無法治理，是因為貧富不均。”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因此都深諳讓人民保持貧窮這一惡毒的“治”國之道，人民貧窮就可許以利祿驅使人民為權力服務，這是權力駕馭人民最方便的法門。古代皇朝每到皇朝中期人民逐漸富裕之後，就要搞“抑兼併”（名義上是打擊豪佑）、“均貧富”這種戲碼，權力的深層動機就在這裡。他們當然明白世界上並不存在共同富裕這種海市蜃樓，均貧富的結果從來都是均貧，而不可能是均富。人民赤貧，經濟崩潰，權力有傾覆之虞，這種時候，統治者會休養生息，允許人民勤勞致一定程度的富，這是為了統治安全，給帝國斂財是權力和統治的物質基礎；人民一旦脫貧，帝國財政無虞，統治者就開始擔心，覺得這就夠了，不能再富了，再富，就不好管了，“過”富的財富就得收繳進皇庫，所以叫均貧富。古今統治者雖然殫精竭慮地想要解決統治的貧富均衡之帕累托最優問題，就像他們一直也想要解決權力安全與權力腐敗之間的均衡之帕累托最優問題，但這兩個問題從未得到過解決，也不可能解決。中華法儒官僚帝國從很早的時代開始就形成了被政治學家王飛凌先生稱之為“次優化”的，以及當前這種軍工複合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它的主要功能，是侵犯和踐踏人權。
1793年，當羅伯斯庇爾們正在如火如荼地用斷頭台治理法國的時候，大英帝國的特使馬戛爾尼卻與十全老人乾隆皇帝為跪拜問題發生爭執，爭執的結果，是中國依然閉關鎖國，直到半個世紀後被英國人用大砲轟開國門。對於明以來的中華法儒官僚帝國，閉關鎖國其實是保證權力安全的頭等國策。乾隆皇帝並不是因為蠢才閉關鎖國，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不肯下跪的特使所代表的那個遙遠的文明，將帶來毀滅中華法儒官僚帝國的大洪水。監獄長有義務阻止鮮花的芬芳“腐蝕”監獄平靜的惡臭，他允許囚犯出去購買必需品，甚至讓那些於他安全無損的少數人假釋出獄，都只是暫時的皇恩浩蕩，並不意味著他打算把監獄改造成人們正常的安居大院。
開放的民國之後是鎖國時代，鎖國不是因為遭到西方的圍剿，而是和明清時代一樣，是為了政權的安全，被圍剿既是求仁得仁，也是“不許片板下海”更具欺騙性的鎖國遮羞布。鎖國是中華法儒官僚帝國尤其是明以來中國的基本國策，是統治者的安全保障，只有當財政和經濟被敗壞到毛澤東時代的地步時，開放才是他們迫不得已的無奈選擇；至於改革，你當然可以把原先綁在你身上的一百根繩子解掉十根稱為改革，但也可以不叫改革；這裡唯一重要的是開放，開放對於法儒官僚帝國的臣民而言，是真正睜眼看世界，只有看到別人家院門敞開、圍牆低矮甚至沒有圍牆的時候，你才會去思考正常的家庭是否應該鐵絲網籠罩房子四圍、角樓上架著機關槍，你才會思考我TMD到底生活在什麼地方。這就是當年乾隆力拒英國、毛共堅拒世界的原因，也是現在以疫情為由堅決鎖國的原因。
作為一種千年傳統，中華法儒官僚帝國永遠需要敵人，只有敵人才能讓戰備成為常態，只有戰時狀態，軍管才能名正言順，只有常態化軍管才能讓任何一種侵犯和踐踏人權的暴行獲得即時正當性。所以，有現成的敵人固然好，沒有現成的敵人，那就創造條件現制敵人。現有的敵人不夠用，那就多造些，作為敵國的外國用起來麻煩，惹了事兒不好擦，那就造些另外的敵人。無論是自然發生的瘟疫，還是放任洩露的瘟疫，甚至特地製造的瘟疫，只要是瘟疫，都是一種特別好用的敵人。用瘟疫製造緊急狀態，既能名正言順地管制國民、關閉國門，又能準確測試民壓，還能獲取國際聲譽，甚至還可以為權貴們發國難財，簡直完美。怪不得《V字仇殺隊》裡的保守黨要依靠製造一場瘟疫來奪權——他們明白，許多罪惡因為過於匪夷所思而看上去像假的，人民沒有能力想像有人會惡毒到組織化地刻意製造瘟疫。當年烏克蘭大饑荒時，沒有幾個人會相信瓊斯的報導；王鼎鈞在自傳《關山奪路》裡寫過，當年因蘇區土改而流亡上海的人，給上海人講述自己的遭遇，聞者無不大笑，沒人相信這些過於離譜的暴行。
正如沒有足夠的信息判斷瘟疫的來源，也沒有足夠的信息判斷籍此閉關鎖國是否會長期持續，但在世界各國根據疫情動態調整國門開合幅度的今天，清零政策以刻舟求劍的精神，以高射砲打蚊子的行動力對付疫情，本身就極為可疑——當然，只有利益是永恆的，核酸背後的利益，疫苗背後的利益。疫情是否正在甚至已經成為統治者維持國家準軍管狀態的藉口，已經變得越來越曖昧。不過，有一點似乎已經越來越明了，就是用各種手段盡可能再次將這個中華法儒官僚帝國隔絕於世，當是統治者殫精竭慮之事，這是涉及他們權力安全的頭等大事。
中華法儒官僚帝國史上，有一個從未解決從而總是引發政局動盪甚至社會動亂的根本問題，就是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無論這個最高權力叫什麼名字，沒有民主制的地方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奧斯曼帝國15世紀時頒布讓蘇丹繼承人合法屠殺兄弟的弒親法，也沒能讓最高權力的繼承製度變得有序安寧，即使有著表面民主制的地方都常常無法正常解決，遑論其餘。而在中華法儒官僚帝國史上，這個問題引發的惡果尤其嚴重，迄今還是個不定時的隨機炸彈。一個讓統治者更糟心的問題，就是閉關鎖國並不能讓皇位繼承變得更有序，甚至可以說，越是閉關鎖國，皇位繼承引發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會越恐怖。中國這艘航船最終將駛往多深多詭譎的海域，已經無人能知道。
我不知道我們這代人是否最終會眼睜睜地看著國門再度緊閉，我也不知道我們的子孫還能否像之前那樣正常出國留學貿易旅行。我最擔心的是，我們的下一代，他們的生活不但在經濟上將會因為共同貧困而變得越來越糟糕，而且他們的精神生活也同步地變得越來越貧乏越來越愚昧。
人生旅程的最大困境不是貧窮，甚至都不是從裡到外的貧乏，而是失去每一微米的希望。三十多年前，在《平凡的世界》那赤貧與困苦裡，我們曾經看到過堅韌前行的希望，而今天，我們從鋪天蓋地的主旋律和金碧輝煌的春晚垃圾桶裡還能聽到看到什麼？
2022年2月1日 壬寅年正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