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探讨了音乐与城邦的关系，城邦问题是《政治学》一书的核心，也是音乐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亚里士多德从音乐教育的价值、实践及目的三方面探讨了音乐教育对于公民德性的培养及在城邦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音乐，怡养心灵，培养德性，可使公民的品性与灵魂上升至和谐统一的善的境界，助公民成为卓越城邦之优秀人才，从而为亚里士多德所提倡建构的“至善城邦”提供一条可行之道。
关键词：音乐教育 城邦 卓越 德性
引 言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师承于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柏拉图，认为教育与政治不能分离。亚里士多德较柏拉图更加全面地满足了知识发展的需要，他有着基于闲暇之上的科学精神。其教育思想散见于《政治学》、《诗学》、《修辞学》等著作中。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建构“至善城邦”的设想，并认为实现其设想的两大根基乃法治与教育。作为较早谈及城邦问题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与教育是建构至善城邦的可能途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中，集中探讨了构建至善城邦中的音乐教育问题。他将音乐、读写、体育、绘画设为四门基础教育科目。自古以来，希腊文化便推崇音乐，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作为修身养德、培养德性之重要途径，对至善城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至善城邦，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类无论个别而言或合为城邦的集体而言，都应具备善性而又配以那些足以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
城邦由公民组成，若想建构至善城邦，必须首先对城邦公民的德性进行培养。德性，他认为既非天生，也非违反本性，乃是动向，须要等待我们去完成。意即德性的养成需要依赖于习惯和教育。德性是至善城邦建构的基石，只有当一个城邦成为道德的、有德性的城邦之时，参与政治的人才是有道德的，城邦才能治理的更加完善，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理想中的至善城邦。德性非一日养成，音乐教育的怡悦及净化等功能是培养德性的巧妙途径。因而，音乐教育是至善城邦培养卓越公民的可行之道，“至善城邦”正是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终极目标。
音乐教育的价值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因为少年的未来，就是城邦的未来。因此，教育便显得更加举足轻重。对于以上论断亚里士多德给予了两项理由，其中之一即为：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必将毁损。这里亚里士多德又将教育的重要性提升至邦国兴衰的高度，忽视教育即会出现不认真的教育或者不以优秀的教育方法育人等问题，这样的做法只会误人子弟、结出恶果，卓越公民的培养便无从谈起，因而城邦也会日暮途穷。
在城邦构建及治理的方法上，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高瞻远瞩，甚至传至今日依然德厚流光。亚里士多德强调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应以高尚的行为为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共同生活。即一个城邦共同体应该以谋求公民高尚的素养、完善的德性为追求的目标，绝非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即可。高尚行为和完善德性的养成需要教育的内化。因而，至善城邦的具体教育方法之一终将落实在具有重要而独特价值的音乐教育之上。音乐教育对于卓越公民培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音乐教育对于公民内在德性之培养。其二，音乐教育对于公民外在高雅生活方式之养成。
首先，音乐教育的价值体现在对于公民内在德性的培养方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到音乐教育对于公民的效应多见于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作为娱乐和憩息，音乐的效应在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有人认为音乐的作用，有如睡眠和酣饮，只是娱乐和憩息（弛懈）。在一般人看来，睡眠和酣饮是日常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不是什么高尚之事。因而，有人将音乐、睡眠、酣饮和舞蹈一并列入——看作是可以消释劳累、解脱烦虑、怡悦自我的舒适之事。正如欧里庇得斯在《狂欢者》一书中将睡眠、饮酒、音乐并列讲到“遣愁赖有此。”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亦将音乐与睡眠与酣饮并列。皆为放松之乐，以求憩息或弛懈。
憩息既用于解除由于紧张、劳累而引起的疲乏，就必须具有怡悦的作用。所以，一般认为卓越公民的培养，其心灵应兼备怡悦和高尚的要素，幸福的心灵是这两种要素结合的心灵。心灵的感受也即公民灵魂的非理性部分，音乐无论发于管弦或谐以歌喉，总是最能触动心灵，给公民带来世间最大的怡悦。希腊乐祖奥尔菲俄之子谬色奥曾作诗如下：“令人怡悦，莫如歌咏。”音乐可以从内心深处感化触动公民的心灵，心灵的怡悦感应，便是音乐与灵魂和谐共舞的积极效应。因而，音乐通过心灵的感受，触动到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从而怡悦公民。
正如普通人所见，音乐虽与睡眠、酣饮和舞蹈等寻常之事同列，易被公民忽略。但在至善城邦中，音乐又是公民必不可少的消遣解乏、放松自身的最佳方式。音乐种类繁杂，各式各样的音乐无不在向公民传达着一种独一无二非凡的感受，这种感受直触心灵深处，触动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使公民不由地放下理性的指导，任由感性思绪引领心间，为至善城邦谱写下怡然自得的和谐篇章。这种感受即德性养成的过程，正如亚里士多德讲到，热忱的兴起足以显见灵魂在情操上受到了影响。这便是音乐对于至善城邦中卓越公民的德性培养方式之一。
第二，作为操修善德，音乐的效应在于理性部分的实践理性。
音乐的价值还体现在其陶冶公民的性情，启发公民的智慧，使公民拥有善德，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以理智引导实践。善德在亚里士多德至善城邦的建构过程中被看的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如无善德而欠明哲，终于不能行善；城邦亦然。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即有善德才能成善业，至善城邦的建构才有可能。
操修善德与音乐的关系便在于公民通过感官来认知这个世界，音乐里寄托了音乐人的感情和情绪，欣赏音乐的公民通过这些音符和旋律来感受音乐人的感情，间接的感知这个世界，时常聆听有益于自己身心的乐曲，便可使自己的心情达到一种恒然愉悦的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一种适宜的性格，一种高尚的素质。公民在精神和心灵上受到双重洗礼后，其思想境界也会随之提升，以卓越的思想引导高超的行为，获致和谐、完善的德性。所以，音乐可以通过陶冶情操培养善德，从而益于至善城邦中卓越公民素养的养成。
音乐的另一种优良品质，也是一种善德的操修。在音乐中，旋律、和声、节奏依照着乐谱这一宏伟建筑的蓝图，遵循着异常严格的规条，层层叠叠，准确而又精细。也只有这样严谨有序、准确无误的配合才能演奏出一曲曲完美的曲调，这其中蕴含着的优良德性即为节制与协作的善德。其中，节制乃古希腊哲学家经常讨论的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四种主要道德之一，是至善城邦建构过程中公民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行。在乐曲中每一个音符都必须严格地按照乐谱的规范，只能在它该出现的恰当之时出现，有一个音符的错位便可使整个乐曲功亏一篑，不和谐、不完美。这就培养了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守规矩、有条理，在恰当的位置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不越位，守本分。这既是修身达己，也是在操修善德。
第三，作为操修理智，音乐的效应在于玄想理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有益于心灵的操修并足以助长理智。理智的完成以理性为基础，理性（Reason），作为一种公民的心智能力，类似于直觉、感觉。它被认为是一种思考、计算、衡量、推理与逻辑的能力。当我们说一个人理智的时候，往往代表他所做的行为是经过思考，考虑过对错、前因后果，有道理，合乎逻辑的以理性指导行动的人。看似音乐与理智之间无关可联，实则不然。公民在聆听音乐之时，音乐中最常触动公民的即为其中的感性部分，公民会因为聆听了不同种类的音乐，很直观地产生不同的感受。而将这种感受往深层次推理，即是一种心理体验。不同种类的乐曲有不同的心理体验，公民不断地聆听不同的音乐或在反复地聆听同一种音乐的过程中，其心理体验会渐渐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能沉浸其中，从而感悟到音乐内在深处所蕴含的意义、进而引发公民对智慧或理性的思考。（这里的玄想理性不同与第二点的实践理性，此点更强调聆听音乐而思的智慧，而第二点更强调聆听音乐而行的智慧。）有了思考的过程，公民在行事之时会经过思考、推理、而更加理性，减少过失，这种玄想既是一种思考也是一种收获。公民聆听音乐的过程即是在潜移默化之中由乐曲而操修理智，增长智慧，完善德性的过程。
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还可以从外在方面使公民获得更加优雅的生活方式。他说：“第一，音乐的价值就在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怎样对待闲暇的方式就直接反应出了公民的生活质量与高度。因而，亚里士多德看重如何对待闲暇，他说：“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当衣食无忧之时生活便有了良好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努力在自由中实现自我的途径便是操持闲暇。结合雅典当时社会的特点，雅典人生活在一个悠闲的社会。正如苏格拉底对年轻的泰阿泰德谈到的“自由人能够支配的闲适”。雅典人追求自由，并乐于在自由中思考。他们热爱而向往着这样一个精致、优雅的至善城邦。可见，雅典人注重闲暇，更注重怎样对待闲暇的方式。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乐此不疲地忙碌着，这样做的原因正是为了给自己争取到繁忙之余的可以自我怡悦的纯然自由时间——即做一个自由人，拥有自己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从而获致闲暇。音乐可提供给人快乐，同时学习音乐的过程，也是公民在闲暇时对文明的追求，音乐为自由人的文明追求提供了一个场地。这种生活状态正符合希腊人追求的在闲适、安然的状态下向往智慧、思考真理的理想城邦的高雅生活方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之时的生活应由音乐所充斥。日常的游嬉和娱乐应规定在适当的季节和时间举行，作为药剂，用以消除大家的疲劳。游嬉使紧张的生命得到弛懈之感，由此引起轻舒愉悦的情绪，这就导致了憩息。闲暇却是另一回事：“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游嬉与娱乐可视为非理性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非理性活动虽会导致人憩息而愉悦，但音乐作为理性的活动却区别与此。音乐以其内在的魅力，或悦动的旋律，造化内心，颐养心德，以使公民的心灵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之余为公民的生活提供了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在闲暇之时，聆听音乐，沉浸于纯粹的自我与音乐合二为一互动升华的至高境界，使心灵得到安宁、满足，德性得以完善，这便是音乐的大益处。因而，亚里士多德将音乐作为闲暇之时的最佳生活方式。怎样对待闲暇，才是决定公民人生境界与高度之关键，在至善城邦中，掌握音乐之道才是公民操修于安闲之本事。
其次，佳期相聚，诗人诵歌之时莫如音乐。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或与友人相聚都是公民颇为向往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刻，音乐常常会作为气氛的烘托者，使情感的表达更加浓烈易于渲染，公民的身心也会自然而然变得轻松舒畅。诗人诵歌也是被希腊人广泛喜爱与推崇的一种传播智慧的方式。这里的诗人，并非我们当今所指的诗人，诗人在古希腊专指那些专门以口口传播的方式，传播诗文、戏剧台词、讲演论说、历史杂谈、各种学术术著作为业的人。在他们口中所传颂出的是希腊远古历史、神话传说及先人学说等一切智慧的总汇。这种形式的诵歌由于学艺渊源，行以韵语，谱于弦诵等，被诗人广泛传播，也被当时的希腊人广泛喜爱。诗人在熟悉了一些佳作篇章之后，会被各地邀请，在不知不觉之间将智慧传于四方，播于民间。在这样的意义上，音乐便在无形之中充当了知识传播的有力助手，诗人巧妙地借助于音乐的流畅旋律以及轻松的感觉，将智慧以一种朗朗上口的方式传达于四方，施教于公民。公民便利用音乐手段轻松地汲取了智慧，增长了才智、学识、开阔了视野，于无形中效仿先贤圣哲的高尚行为，这便有利于其成为城邦中的卓越公民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音乐教育可从内在培养公民之德性，可从外在作为公民高尚之生活方式，这一切均源于希腊人对于卓越之追求。爱智慧是希腊人显著之特点，追求卓越更是其一向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谈至善城邦中的音乐教育并非空谈，也非不切实际，而是他在《政治学》前七卷中对理想城邦、城邦的性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现实中各种政体的建立及革命问题等作了充分完备而详细的研究之后，逐渐描摹出的至善城邦应有的样子。从而，将至善城邦的如何构建问题，落脚在作为构建方法之一的教育问题上。音乐教育于外在乃操修闲暇之本事、聚会诵歌之必须，是城邦公民生活之余的高尚行为，一种高雅的生活状态。于内在音乐教育可以从内化公民心灵的角度升华其灵魂、解乏怡悦，操修善德，玄想思考、增长智慧，这些所有的目标皆统一指向对至善城邦中公民德性培养的问题之上。公民德性的培养问题始终是至善城邦最为重视的问题，以音乐培养完善而卓越的公民，从而实现建构“至善城邦”的目的，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所在。
音乐教育的实践
亚里士多德师承于柏拉图，他继承了柏拉图把教育与城邦问题联结在一起的观点。但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也有所创新，这种创新根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的理论基础。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根基于理念论，认为学习即对前世的回忆，是对理式世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则根基于其灵魂学说，认为学习应是使知识从外界经过感觉进入意识的过程，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便是建立在其灵魂学说之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教育的目的上也指向了不同的方向。柏拉图意图通过其教育思想最终达到善与真理的目的，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则是德性与善。亚里士多德在其《论灵魂》一书中将人的灵魂区分为植物的、动物的和理性的三部分。并将音乐教育纳入到最高层次之上。那么，实现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德性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落实在了音乐教育上。
由于教育的出发点和观念不同，因此具体到音乐教育的实践问题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各异。柏拉图提倡将教育按不同的年龄段分成不同的教育方式，等到了50岁时，再进行严格的考试和挑选，其中少数人便可以成为“哲学王”，可以做城邦最高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为了建立至善城邦，教育需要按不同的年龄段进行，为不同年龄段的公民提供最适宜的教育方式。亚里士多德极为注重公民德性的培养，而音乐教育恰对公民德性的培养大有益处，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并重视城邦中的音乐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不但可提高智育、助于理性，且可内化心灵、完善德性，所以音乐不但适宜于在少年时期学习，而且在各个年龄阶段都需要学习。亚里士多德认为：“幼年阶段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就可以鉴别音乐的美，并从中感到乐趣；少年时期学习音乐，有助于体格的锻炼，有助于学业成就的获得；青年时期学习音乐，是为了欣赏高尚的曲调和旋律。”
在音乐教育的对象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把受教育的重点放在了中产阶级与青少年身上。由于青少年儿童在年龄小的时候一般很难接受较为辛酸或者不快的事情，而音乐在根本上就包含着一些舒畅、愉快的旋律，轻快明朗的节奏，易于怡悦儿童，使其感受到音乐之中的乐趣。在青少年儿童时期就使儿童接受音乐教育，可增强儿童的音调感与节奏感，启发其智慧，助其快乐成长。
亚里士多德认为用音乐教育青年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他们娱乐。青年人学习必须努力，但是免不了疲劳，也确实不是娱乐。亚里士多德认为学习音乐，虽然起初的时候会有所疲劳，但是待到日后长成，便可用音乐资以娱乐。至于为何要儿童学习演奏音乐，而不是仅听乐师演奏呢？亚里士多德给出的解答是乐师即精其为业乃技。乐师拥有的是他维以生存的技术，其演奏音乐并非享乐。而少年儿童则不然，亚里士多德讲道：“世人往往以音乐取乐—— 一切没有后患的欢乐不仅有补于人生的终极目的，也可借以为日常的憩息。音乐确能歆动人心，使人欢乐。所以可以将音乐的怡悦作用作为一个理由，从而主张少年儿童应该学习音乐这门功课。”少年儿童作为城邦的公民，即是城邦的未来，乃至善城邦的未来建构者，少年儿童从小便接触音乐教育，可为其日后德性与修为奠定坚实的基础。
对于青少年儿童的音乐教育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课程的进度要遵守这样的规则：其一，不要教学生们学习在职业性竞赛中所演奏的那些节目；其二，更不要教学生尝试近世竞赛中以怪异互相炫耀的种种表演，这类表演竟被引入现行的教育课程，实属失当。我们所订的课程固然不该仅仅使少年粗识某些动物和几乎所有奴隶以及小儿都能领会的普通乐音为限，却也只需达到有高尚的歌词和韵律能够欣赏的程度为止。可见亚里士多德不仅提倡对于少年儿童施以音乐教育，同时还注重施以音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从其所规定的目的来看，亚里士多德反对将音乐教育当作比赛、竞赛的目的，他所强调的始终是音乐教育就应当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怡悦与教化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提倡通过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公民的德性，塑造公民完善的心灵，同时增强公民鉴赏和判断音乐的能力。使公民趋向建构至善城邦所需的卓越公民。
在教学制度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既然一城邦就所有的公民全体而言，共同趋向于一个目的，那么全体公民显然也应该遵守同一教育体系，而规划这种体系当然是公众的职责。即至善城邦中应当制定统一的公办教育对城邦公民施教。他将音乐教育列为四门基础科目之一，培养公民基本的德性、素养、理性、并为公民闲暇之余提供解乏怡悦的合理手段。
在音乐教育的内容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乐调的本性各异，听乐者聆受不同的乐调被激发不同的感应。通俗地讲即公民聆听了愉快的音乐，便可促使心情舒畅欢愉顺达。聆听了悲伤的音乐，心情也会随之而变得忧郁、悲伤。不同的音乐类型可以直接引起不同的情感起伏。各种不用的乐调也是各有其用处的，若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则适宜选择伦理的乐调；在集会听别人演奏之时，适宜用激昂的乐调；而有些信仰宗教的人，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就卷入迷狂状态，随后便安静下来，仿佛得到了治疗和静化。
不同乐调方面有诸多表现形式，柏拉图所言的“美乐斯”便是其一。美乐斯的三大要素：文词、调式与节奏。柏拉图认为此三者即为诗歌内容的三个组成部分。这里的和声是一种高低音的音调系统，也即我们现在讲的曲调或调子。
关于调式的类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已列举出六种不同的传统调式，分别是：混合型吕底亚调、高音的吕底亚调、吕底亚调、伊奥尼亚调、多利亚调、佛里其亚调。紧接着又对这六种调式的风格作以分析，认为前两种调式混合型吕底亚调、高音的吕底亚调听起来如挽歌或哀乐，他们的歌词里不需有哀挽和悲伤的字句，因为这样的调式对于一般有上进心的妇女都没有用处，更不用说男子汉了，因而不适合培养卓越公民，应当废弃。中间的两种调式吕底亚调、伊奥尼亚调，柏拉图认为二者皆属于软绵绵的靡靡之音，对于战士毫无用处，因而也非教育卓越公民的理想调式，不予提倡。唯有后两种调式多利亚调、佛里其亚调，它们一刚一柔，能恰当地模仿人们的成功与失败，节制与勇敢的声音。恰符合古希腊推崇的四种主要道德（智慧、正义、勇敢、节制）的要求，所以，适合择其为教育城邦公民的最佳调式。这种观点亦被亚里士多德所认同接受。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应该符合三项标准——中庸标准、可能标准和适当标准。按照中庸标准，最适宜施教于公民的当取多利亚调；按照可能标准，即老人仅能低唱柔调，少年可兼习高音和低音调；按照适当标准则拟吕第亚调有所兼胜，对少年特别适当，因为其对于年纪大的公民，便难再唱高音乐调，所以施以低柔的乐调和音节即为恰当。对于儿童们，凡内含有益的教训并可培养秩序的曲调就应该一律教授。在古希腊音乐调式中吕第亚调则两者兼胜，既适合教育年纪大的公民，也适合用作儿童的音乐教育。就教育而论，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歌词和乐调应当以培养品德为主。万事都是过犹不及，我们应当遵循（调式）之间的“中庸”之道，多利亚调正是诸调间的中调，所以其最为宜，多利亚调最适合对于至善城邦中公民德性之培养。亚里士多德这样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始终围绕着对至善城邦中公民德性培养这个核心问题，不同公民施以不同的音乐，因材施教有益于至善城邦中卓越公民的养成。
从音乐自身的角度来看，《理想国》中选择音乐调式的原则可能与古希腊流行的“中正无偏说”有关。从乐理的角度讲，古希腊音乐调式的区别主要指音调高低的不同。由于音调高低的不同，则听众的感受也会完全不同，早期的八度音阶是由四根弦的里拉琴增至为八根弦形成的，也即有两组四根弦组成，一组为低音部分，一组为高音部分，多利亚调式居于中间，不高不低，因而被广泛推崇。在阿里托克西奴斯的七音调系统中多利亚调式依然位于中调，其上就是佛里底亚调式。多利亚调式与佛里底亚调式由于朴实中肯、中正不斜，又好学易懂，所以在当时被统治者倡导为最佳音。柏拉图也认为，只有了解了高低长短的音调或调式的人，才有可能听懂音乐。可见乐理知识与音乐欣赏是密切相关的。
正由于对乐理知识的了解，因而，在音乐教育的选择方面，皆选用最适宜的乐调对城邦公民施教，其出发点与归宿皆是以城邦卓越公民的培养及对城邦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柏拉图如此，亚里士多德亦然。
音乐教育的目的
音乐教育的目的何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卓越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时代，希腊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对于卓越的追求。这种卓越不仅表现在先进的思想上，在自然科学，天文、数学、等多领域均有体现。在这个世界文化思想史的“轴心时代”希腊人创造了无数奇观，无论是西方文明的源起，亦或是奥林匹克圣火的绵延不绝，足以可见希腊是一个奇迹。亚里士多德生活在这样一个传奇的时代，自然向往于追求其理想中的至善城邦，而他也将这种追求的落脚点之一放在了对于卓越公民培养大有益处的音乐教育之上。
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至善城邦的建构重在对卓越公民的教育。在谈及教育问题时，他皆将教育的核心目的指向了公民德性的培养问题上，而音乐教育之所以备受亚里士多德的关注，也因其可内化公民心灵，培养其优良之德性，高尚之灵魂，对于卓越公民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此三者皆为卓越公民之必须，卓越公民又是至善城邦建构之必须。而以最为卓越之公民，建构最为理想之至善城邦始终是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目标，因此，这便是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
亚里士多德提倡音乐教育的目的还在于，他认为音乐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他说：“音乐在于对现实世界的摹仿”。音乐属于艺术，在谈到艺术的起源问题时，亚里士多德曾谈到了两点，首先，他认为摹仿是艺术的本质，摹仿出自人的天性，人具有摹仿的本能。其次，音调感和节奏感也出于人的天性，而音调感与节奏感是构成艺术的形式方面的重要因素。特别对于音乐、诗歌、舞蹈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具备摹仿的能力，我们出生便能感知到音调感和节奏感的存在，即我们生来就能感知音乐，感知这个现实世界，因为音乐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摹仿。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摹仿，音乐可以其独特的方式体现出特殊的功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是最有表现力的摹仿艺术，它可以塑造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和气质，将善的具体内容表现出来。“我们现代所谓‘美的艺术’如诗歌、音乐、图画、雕刻等，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叫做‘摹仿’或‘摹仿的艺术’，他将摹仿看作这些艺术的共同功能。他还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反对了柏拉图的看法，他否认“理念世界”的存在，肯定物质的感性世界是真实的，而艺术摹仿现实世界，因而艺术也是真实的。亚里士多德引导至善城邦的公民学习音乐教育，也是其推崇理性，用音乐作为最直观地感受真实世界的方法之一，从中学习到善的具体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乐章的“音节”三类为“品德、行动和情感”。即将旋律区别为培养品德、鼓励行动和激发热忱三种不同的德性。这三种德性就是音乐为公民带来的利益。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有三种利益，即：其一，教育；其二，袚除情感；其三，操修心灵，操修心灵即音乐教育的心灵内化作用。袚除情感中的袚除有宗教音乐洗涤尘世繁杂，净化心灵，净化城邦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对于公民具有净化作用。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到宗教的音乐净化过度的热情。即认为有公民受到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就被卷入迷狂状态，随后就能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受哀怜恐惧及其他类似情绪的公民。他们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乐的洗礼，净化心灵，从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同时，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文艺激发不同的情绪，产生不同的净化作用和不同的快感。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在谈及悲剧的效果上，提出悲剧具有净化功能，悲剧可以激起哀怜和恐惧，导致情绪的净化。即悲剧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使公民内心被悲剧故事情节触动之余，积极向善，求得安宁。也使公民压抑许久的心情通过悲剧得到释放。通过这种内心的洗礼与情绪的宣泄最终使公民的内心恢复平静，达到心灵的净化。
亚里士多德指出，学习音乐并不是为了学习技艺，而是在受教育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净化。这里他强调的依然是音乐不是为了技艺而存在，而是有着对于公民心灵内化的作用。公民聆听音乐，同时也会被音乐净化内心，于纷繁复杂之中万物归一，心如止水，袚除情感，从而使心理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即所谓的具有净化作用的乐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利害的快感。这有益于至善城邦建构过程中公民的德性之提高，也陶冶了公民的高尚情操，通过聆听音乐使公民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健康。为至善城邦中卓越之公民提供至真至纯之心。
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对于城邦也有净化作用。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的，悲剧可以用善恶报应的“圆满收场”。悲剧情节由福转向祸，结尾一定要悲惨，这样设计不仅仅是从文艺标准出发，这其中也包含着社会道德的考虑。悲剧的主要道德作用决不在情绪的净化，而在于通过尖锐的矛盾斗争场面，认识到人世的深刻方面。同样，古希腊的诵诗、颂歌采用同样的方式，通过不同的唱词和诵歌内容使城邦中的公民聆听音乐的同时意识到何为善、何为恶，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何为可为之、何为不可为之等，间接的通过音乐的方式传播城邦的善德，从而帮助城邦达到惩恶扬善、树立道德律令的净化的效用。
总而言之，音乐的净化作用就是可以洗礼公民的内心、洁净其灵魂，助于卓越公民之德性的培养。同时音乐还通过对城邦公民的净化作用，使整个城邦得到净化，树立起城邦的道德感与正义感，这种净化的力量若道德之屏障，可使城邦由净化而愈发向善。实则，音乐对于公民心灵情感的净化及对城邦的净化，二者一致相关，互为表里，相济相益。
因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音乐教育的目的最终还是指向了善的德性。善民的培养与善邦的建立就是其提倡音乐教育的根本目的。所以，音乐教育对于亚里士多德一直所追求的至善城邦及其卓越公民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结 语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的举足轻重之处即在于其对公民德性之培养上。公民的德性是成就其为卓越公民之根本。音乐教育使公民的德性得到升华，内在灵魂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上升到灵魂层次即是一种和谐，整个心灵的谐和就是德性。在《论灵魂》中，他也说：“灵魂是一种和谐。”在《政治学》第八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灵魂本是一支乐调”,“灵魂内含乐调的质素”。和谐，便是一种比例关系的协调。音乐能够渗透灵魂，使灵魂达到和谐状态，将公民内在的“善”充分激发出来。公民通过聆听或感知音乐，使其内在德性、素养等各方面得到完善互补，协调发展。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人的活动目标都是“善”他通过活动得以实现。人自身特有的活动能力得到充分运用的“品质”就是“德性”，德性的贯彻会导致“快乐”，因为快乐是完善活动的必然结果。
音乐教育还可以从外在上以音乐陶冶公民，成为其高尚生活一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年龄的公民应按照其音乐教育的三个标准施以不同的乐调和内容，通过这些乐调和内容使公民最直观的感受现实世界，培养其理性看待世界的视角。音乐也因其对于公民与城邦的净化作用，洁净了公民的心灵，树立了城邦的善德。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始终将城邦作为其音乐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在《政治学》一书中，他开门见山提出了全书及其个人理论的核心“城邦”一词，并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指出城邦的目的是成善业、结善果，最终建立“至善城邦”。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终将落实于益于公民又益于城邦地具体实践之中。音乐教育可以使公民陶冶情操、消遣闲暇、净化心灵、养成善德，使其达到美德与灵魂和谐共融的境界，从而助其成为卓越之公民，为建构至善城邦提供一条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