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的时间的确有些长。历时3个小时签售开始前，他刚刚在隔壁完成了与刘瑜2个小时的对谈。

何伟有些累了。当漫长的签售结束时，这位45岁的美国作家，声音微弱，让靠上来的记者，不得不弯腰把耳朵贴到他的嘴边。

“谢谢你，但我下周就要离开了，咱们可以用邮件联系。”在走廊的尽头，何伟伏在签售桌上，闪烁着一双棕色的眼睛，礼貌地婉拒了几个当面采访的要求。一件格子衬衫，一双并不算干净的登山靴，让他看上去，像是个刚刚从世外回到到城市的牛仔。

这是何伟在中国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为了宣传他的新书《奇石》，也为了完成国内媒体的邀约。事实上，虽然他在2011年选择远赴埃及，但何伟在中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9月初，当他从开罗回到中国后，便成为了各路媒体的宠儿，从上海到北京，从早上到晚上，密密麻麻地对谈和采访排满了10天的行程。

在中国的一线城市里，何伟的确广受欢迎。最多容纳300人的会场，报名参加活动的读者有1000余人。不少人坐在礼堂门口的台阶上，借助着两台音箱，收听着场内的实况。何伟坦言，这样的场面，在美国不曾遇到。

赶来的读者大多数是年轻人。有在校生，也有初入职场的白领。会谈结束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走廊里组成了长队，拿着在现场买到的何伟的新书，等待着一个签名机会。

“我叫XX，请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在桌旁，大多数读者都要求何伟能写上自己的名字，并把手机递给后面的年轻人，让他们拍下这一个瞬间。

　　“我滴男神啊！”心满意足的年轻人，迅速把照片发到了社交媒体上。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与何伟的见面更像是一种仪式。

在他们心里，这位美国作家和刘瑜、周濂等人一样，是捍卫着自由和民主的“斗士”。且与其他“公知”不同的是，“从不混圈子”的何伟的成长史，似乎更容易复制，于是也更加亲民和立志。

何伟毕业于普林顿大学、及牛津大学。写过不入流的小说，做过剪报员，也曾为职业感到忧虑。

1996年8月，他来到重庆涪陵，以支教的身份在这座江边小城生活了两年，仔细地记录了涪陵普通人生活的一点一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名为《江城》的书。

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属于新闻写作的一个分支，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均取材于何伟的观察及采访。

这部作品很快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销售，并三次再版，被誉为“认识中国必读的一本书”。也让他成为了《纽约客》杂志驻中国的记者。

《江城》获得成功后，何伟如法炮制，在获得中国的驾照后，他开着租来的越野车，依照着一本中国地图，沿着中国的长城，走遍了“像毛细血管一样”的乡间小路，通过对普通人群的大量采访，写出了《寻路中国》一书，同样备受好评。

在对谈现场，大多数年轻人在提问前，都要反复强调自己对何伟的崇拜。甚至把他和另一位嘉宾刘瑜，一起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功典范。

　　但事实上，何伟对于中国的“公知”，知之甚少。在会场里，相比起妙语连珠的刘瑜，何伟话语不多，甚至有些木讷。

在谈到对非虚构作品的理解时，何伟始终在强调，自己更愿意做一个观察者，并非着力去探寻每个人言行背后的意义。

“我不是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在中国的工作是描述社会，而不是尝试改变它。我不希望作者过分考虑自我。我要做的是思考、观察他人，书写他们的情况。”他对新浪网说道。

但在会场上，这样的观点很难被年轻人记住。特别是当刘瑜表示，在她的经验里，中国大多数底层百姓的精神世界并非那么丰富多彩时。

刘瑜列举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在家里，她和保洁阿姨互通了微信，但为了不让对方看见自己的“反动”言论，刘瑜拉黑了对方。“但是我能看见她的。于是总能看到她在朋友圈里，转发一些：‘是中国人就顶！’之类的帖子。”

现场哄堂大笑，继而响起了掌声。何伟没有说话，表情迷茫，像是没有听懂这其中的趣味。

这让何伟多少有些尴尬。底层百姓，正是他在中国所有作品中，最核心的信息源。在采访中，他习惯将每位低收入劳动者，视为珍珠一样宝贵。为了得到一个采访对象真实的感受，他通常每个问题都要问上5、6遍。

“在中国，只有这类人群才能让我真正地接触和了解。这也是我的采访对象都是底层人群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长时间的接触，何伟发现他们并不总是整齐划一，也充满着个性和幽默感。“他们没有我的美国朋友有钱，但他们也会为生活负责，有各自的生活方式，本质上是和我们相通的。”

　　会谈结束后，何伟将从北京飞往涪陵。他打算在这里呆上两天，去看看自己的学生，和接触过的当地百姓。他有些怀念这些曾与他坦诚相见，并让他妙笔生辉的村民。

何伟每年都会通过电话与其中一些人保持联系。一位罹患重病的村民，再见面时，曾执意带着全家请何伟吃饭。“在饭馆里，我们一起大哭，根本停不下来。”这位村民的故事，也是书中最好的段落之一。

但目前，何伟不得不寻找新的采访阶层，特别是当他离开中国之后。因为觉得不能再有新的突破，何伟在2011年选择远赴埃及，继续采访和写作。

在开罗，他很快赶上了政变。并在新书里对穆巴拉克下台，兄弟会上台、下台，将军塞西掌权进行了描写。

何伟并不认为，这是他写作风格的一种改变。“我估计埃及最重要的动态和变化并不具有政治性，而是具有社会性、个人性和经济性。因此，我关注的焦点也在那里。埃及正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政治时期，如果我在一个政治活跃和变化期回到中国，我也会写政治，我不得不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做出回应。”

可以近距离观察那些人物，是何伟动笔的另一个原因。“在埃及要接近更高层非常容易，因此我更直接地写了政治。我能够采访领导人，能看到他们在重大情况下如何行动。在中国，我没有写党内高层的政治，只是因为我接近不了，不能参加他们的会议，难以从人们那里获得真实的信息。”

　　何伟目前还没有回到中国的打算，但他表示有机会也许会采访一下中国的中产阶层，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如果回到中国，我也许会更多地写写中产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在96—07年，我倾向于关注工人阶层和底层，当时这样做是适当的。但中国在继续发展，高于那个阶层的人更多了。我会找到某种办法，表述他们的情况和观念。”

对于何伟来说，这个正在逐渐壮大的阶层的确让他有些陌生。他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些中国人眼里，自己会成为“公知”的代名词。

“我认为，公知更多的关乎更大、更理论性的问题，并且常常具有更大的参与性。但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从没有在推特上写过具有宣传性的作品。我是个记者，主要的关注点落在报道上，我倾向于按照人物和情节审视事物，与抽象的观念相比，那些事物要让我激动得多。”

当然，他并不否认公知存在的意义。“每一种作家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也许我观察并记录材料，刘瑜则是分析这样的东西，或者把它们置入一种更大的政治语境中去。我和刘瑜这两种角色都是有价值的。”

但他也告诉新浪网，政变正在让开罗变得更糟。“很多人被关进监狱，有些人被杀。除了经济毁灭和政治气氛的恶化，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你不能仅仅有一种理想化的民主观念，然后就想创建一种新的体制。你还是需要政党来做领导一个国家的工作。”

“在很多地方，由于权力太过虚弱，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运用权力。于是，法官利用法院裁决来保护自己，警察运用权力，军方运用权力，宗教领袖和团体也发布政治声明，试图攫取权力来指导国家，学生抗议，因为他们只能这么做。所以说，就作为核心机构而言，政党和合法政治秩序的缺席意味着，每个人都试图攫取他们能够攫取的东西。”

“这也是提醒人们，要改变这样一种体制，真的很难。”在与刘瑜对谈的2天后，何伟一口气说了很多。像是在那座熟悉的江边小城里，恢复了些力气。